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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城镇化类型划分理论。

这一年，私营企业发展到243万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会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与政府谈税收，并协助完成政府的财税收入。

如果是民间商会，那就应由各行业商会和同业公会组成，其成员应是所有民营企业人士。国际经济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政府投资投向国企，相对而言，民营企业没份，有一种失落感。还首次提出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民主法治原则。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平常都很好，一个危机一来就打蒙了。2005年、2006年，国资委的文件把自然垄断行业改成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

三是金融领域的铁门终于开了一个门缝。否则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与官员阶层的特权问题相比，在许多情况下，这个高管阶层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加强有关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与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并据此依法治理，是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所在。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试图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上取得突破。一般而言，拥有公权力的官员阶层，通常就是容易滋生特权的阶层虽然改革以后有一些变化，但至今为止城市里的很大一部分公共设施（比如教育等）仍然没有对外地人（尤其是农民）开放，所以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费用有很多仍然由不能全部享用城市福利资源的外地人来支付。

中国的政府官僚阶层靠‘剥削外地人来建设城市的做法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就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户口制度限制人的迁移自由，结果造成不同城市和农村居住权（户口）的‘隐性价值存在巨大差异。

说中国城市发展像‘摊大饼，那么日本东京的‘饼可能比北京‘摊得更大，市中心里的空间利用率不如京高。既然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就必然会有它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发展工业的原始积累主要来自农村，从事工商业只能是城镇居民的特权，从而他们在城市里享受远高于农民的生活水平，形成典型的‘城市人剥削农民的利益格局。且不说国务院以粮食安全为理由硬性规定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经批准不许突破上级政府层层下达的城市用地指标。

城市公共设施中很多只给拥有本地户籍者享用，这是地方政府严格限制外地人取得本地户口的最本质的原因。改革以前外地人（更不要说是农民）要调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何等艰难，以至于成千上万个家庭几乎长期（少者几年，多者几十年）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在中国每座城市都以政府办公大楼为中心向四周扩大，好比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点中南海是首都北京的地理中心一样。政府严格限制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否则按‘盲流来惩治，主要目的在于不许外地（主要是农村）人染指这种只有城镇居民才有权享受的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公共设施和资源。

但地方政府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策划者毕竟要考虑代价并承担规划失败的后果，不能乱来，更不可能存心‘浪费土地。这是因为中国有不准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户口制度，根本供暖不存在居民‘用脚投票来评价政府公共服务（包括建设公共设施）的市场机制。

城市过多的福利资源来源于剥削收入那么这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福利资源都是由当地户籍人口自己生产提供的吗？绝对不是。‘户口制度不改，城市只能越来越大城市和企业类似，规模大既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坏处。

中国农民靠那么一点耕地永远脱离不了贫困，所以要提高农民收入，只能用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减少务农人口，把大多数农民转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改革以后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也放松一点取得大城市户口的限制，城市的常住人口急剧增加，引起了所谓的‘城镇化高潮。要知道各地方政府的官僚也不是傻瓜，他们的做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不要以现有行政区划的概念去评价城市大不大，不应该硬性规定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各地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各显神通，做了很多招商引资，改善投资环境的工作，促进了工业化，从而也引起了大批农村人口往城市里集中，也就是提高了城镇化水平。城市户口的‘隐性价值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当一个人离开户口所在地时，原来户口上捆绑的所有特权和福利将自动消失。

韩洪锡 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城市化 。只要限制自由移住的户口制度存在一天，拥有巨大户口‘隐性价值的城市的规模就会大大超出应有的均衡点，导致那些城市里对房子的需求越来越大，价格也只能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萝卜白菜各有所好，有人愿意住大城市，有人愿意住山沟。即使想‘摊大饼，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土地任由地方政府随便用来扩大城市规模。

试想退休老人何尝不想离开空气混浊的大城市到农村安家？但生大病了怎么办？他敢离开吗？百万富翁也一样，离开大城市，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怪不得很多有钱人宁可到国外去定居。不要把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北欧国家的花园小城市当作我国城市发展的理想蓝图去指责地方政府的做法。

所谓的大城市房价‘泡沫论者，看不到在中国制度环境下大城市越来越扩大的内在机制，年年鼓吹‘泡沫崩溃论，却屡屡失误，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不了解具体情况，只凭想象指手画脚地指责地方政府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上中国比日本和韩国等其它国家不会差到哪儿去，甚至做得更好。而这些全是靠政府官僚掌握和支配的财政支出来完成的‘公共设施项目，投资回报率很少甚至只能靠财政补贴来运行。

因此已经拥有这种价值的人们自然不愿放弃，还没有取得的人想尽办法取得它，也就是想成为正式居民。再想想如果哪一天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地方小城镇，北京的房价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答案就该清楚了吧。

我认为这才是典型的‘国进民退，既造成极大的浪费，又埋下寻租腐败的根子。借口城市规模过大有副作用，硬性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同80年代限制乡镇企业只能‘离土不离乡的做法一样，因违背经济规律而注定要失败。

经验证明，人口集聚有利于发展第三产业，制造业也需要产业积聚效应来发挥规模经济。有些地方搞‘面子工程，城市建设因规划失误而‘付学费的事情不是没有。

但房价不断上涨，也反映交通等部分公共设施的增加，带来了房子（其实是土地）的增殖，后来买房的人们不断地为前人有利的这种增值买单。比如限制外地人入学，限制外地人买房买车，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甚至限制外地人在某些行业就业等等。对外地人来说这种只有交税义务却没有享用权利的制度，形成‘城市户籍居民剥削外地人（主要是农民工）的利益格局。问题恰恰在于政府以投资公共设施的方式造就这种庞大的城市福利资源的时候，其中有很大部分费用取自于不可能享受这种公共设施的外地（其中主要是农村）人，简单地说它就是‘剥削外地人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规模扩大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它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要知道这些年的‘国进民退现象主要发生在国务院管辖的央企上，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在城市公共设施以及运行上。

除了郊区的农民以‘土地财政的形式为城市里的公共设施建设贡献以外，在城市打工而受到歧视的广大外地人（其中主要是农民工）通过上交税收的方式承担建设城市公共设施的费用。日本的首都经济圈把东京都和周边行政区域联在一起，人家‘摊大饼一直摊到其他行政区域里。

粮食安全重要，自给率比粮食低得多的石油安全难道不重要吗？过度限制城市的地理规模，就会出现在城市中心缺公园等休息空间，而离市中心稍远地方的高楼大厦旁边农民种玉米的怪现象。不容否认，这种大城市户口的魅力是很多外地年轻人去‘北上广打拼的主要动力。